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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禹”身份研究》一书分四章对“禹”身份进行研究,论述了“禹”的业绩、遗迹及疑问、“禹”的历史记载及疑问、重新认识顾颉刚对“禹”的研究、“禹”是一个时代群体等问题,同时还附录了有关“禹”身份研究的几篇文章,如《<华阳国志>记载禹羌资料解读》《大禹是蜀地羌人的文献梳理》等。书稿图文并茂,既具有较强的学术价值,又具有可读性,对发展和弘扬四川地方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2. “禹羌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党中央、国务院最近做出重大战略决策——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新型高校智库,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和学术标准体系。这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重视学术研究,以高端的学术科研做支撑。在高水平大学建设中,学术应该是第一位的追求,没有高水平的学术,高水平的教学、高水平的科研和高水平的社会服务都无从谈起。高水平的学术可以形成尊重学术的良好氛围、校风,这对高水平大学建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学术研究是高水平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学术研究与学术水平的提升,就不可能建设出高水平大学。
    阿坝师范学院作为全国唯一的藏族羌族自治州内的最高学府,有志坚守自己的学术传统、创新自己的学术理念、培育自己的学术人物、拓宽自己的学术影响、造就自己的学术未来,自觉地担当起了对禹羌文化的研究,正在雄心勃勃地打造“禹羌文化学”。
    羌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民族,历史非常悠久。仰韶文化末期(约前3000年),黄河流域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传说炎帝姓姜,是我国农业的始祖“神农氏”。“姜”和“羌”是同一字分化出的两个形体,甲骨文中有“姜”也有“羌”,经常互用。历史学家徐中舒考证认为,羌族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原始的部落之一;章太炎也曾在《西南属夷小记》中指出:“姜姓出于西羌。”今日之中华民族,把炎帝和黄帝尊为自己的先祖,因此有“炎黄子孙”之称。
    禹在历史上被敬称为大禹,他生活在洪灾水患的时代。他总结前人经验教训,采疏导治水方针,在治水实践中,因顺自然地势,导江导    山,分杀水势,分疏洪流,终于根治洪水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 夏。
    “禹兴于西羌”之说在华夏自古流传,证明夏朝的建立与羌人关系密切。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地处汉、藏之间的羌人也确实崇拜大禹,将他视为治水救难、护佑羌民的“先祖”,由此形成了颇有“在地性”特色的叙事及符号系统,并且体现在从物质到非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由此说明,大禹与羌族共同构成的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禹羌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文化形成发展影响十分重大,禹羌文化与华夏族的形成,与“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等,都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所以,建立禹羌文化学,深入研究禹羌文化,挖掘并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必有助于推进中华文化振兴步伐。
    按照阿坝师范学院加强学术研究的规划,为对禹羌文化进行深度挖掘、拓展,弘扬其中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学院要形成“五个一”研究成果(包括创办一本刊物,出版一批专著,创作一批影像作品,申报一批课题,培养一批研究人才),以提升阿坝师范学院的整体学术研究水平,抢占“禹羌文化研究”制高点,树立其独特的学术品牌和学术地位。为此,学院领导、教授和校外专家共同组成“阿坝师院禹羌文化研究编委会”,成立“禹羌文化研究所”,创办《禹羌文化研究辑刊》,广泛约请禹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撰写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形成一定的品牌和口碑传播效应。同时,争取在三五年内,撰写并出版“禹羌文化研究丛书”,编撰两部大型工具书。在开展禹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争取用五年的时间编撰两部大型工具书:《禹羌文化研究资料汇编》《禹羌文化大辞典》。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对“禹羌文化学”的研究、发展和建设起到贡献和推动作用,并产生良好的社会反响,提高学院的知名度。
    我们相信,“禹羌文化学”的建立和发展,一定会提升阿坝师范学院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扩大其知名度,推动学院建设进入新的高度。


     
    从“禹是一条虫”说起(代前言)

    “禹是一条虫”这个典故在中国非常有名。不过,许多人说这个典故时是将它作为对历史学家的嘲讽——“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英雄、建立夏朝的大禹,能是一条虫子吗?所以,提出“禹是一条虫”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他的这个研究结论,在当时遭到了许多非议和非难。
    然而,“禹是一条虫”的提出,绝不是顾颉刚先生心血来潮而说出的诳语。“禹是一条虫”,不仅在它提出的当时为历史学“疑古辨伪”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而且在今天探讨中国早期文明的科学研究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兴起了“古史辨”学派。
    “古史辨”学派,又称“疑古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一个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
    “古史辨”学派为顾颉刚所创立。五四运动后,顾颉刚等开始以西方现代科学方法来更新自己的治学方法,用“历史演进方法”研究古代历史,使历史上已被遏抑的几次抨击伪书的运动复苏起来,掀起一个新的辨伪浪潮。他们发表了不少古史辨伪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由顾颉刚等人汇印成《古史辨》。此书共七册(九本),共收入19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史、考辨古代史料的文章350篇,计325万字。其内容包括对《周易》《诗经》等经书的考辨,对儒、墨、道、法诸家的研究,对夏以前有关古史传说、“阴阳五行说”的起源、古代政治及古帝王系统的关系的考辨和研究,等等。
    《古史辨》第一册由1923年古史讨论和其后辩论古史的文章及胡适、钱玄同、顾颉刚讨论辨伪书的来往信函汇编而成。1926年北平朴社印行出版,其中顾颉刚著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等文,集中阐述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推翻了由“盘古开天”“三皇五帝”等观念构成的旧的古史系统。《古史辨》在社会上和学术界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居七册之首,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形成的标志。
    《古史辨》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史上关于古史的传说进行讨论,其打破了三皇五帝的古史传承,将之归结于神话传说。《古史辨》是关于古史的讨论集,其对于中国古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讨论。虽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其对建立科学的古史研究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古史辨”所掀起的“必须重新认识历史”的结论在史学界当然影响很大,不过对于非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界外人士,就只能是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了。但是,“古史辨”关于“禹是一条虫”的通俗说法以及由此引起的轩然大波,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禹是一条虫”的惊人之语,是“古史辨”学派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对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五帝”之后、建立“夏”朝、首创中国国家制度的“大禹”的研究结论。当然,“禹是一条虫”这五个字并不能完整、准确地概括顾颉刚对大禹的研究,只是一种片面的表述。
    顾颉刚早年研究中国古代史,怀疑盘古和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认为大禹传说出现最早,但与夏王朝并无关系,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禹是由神人格化为人而来的。他引用了《说文》里“禹,虫也”的说法,怀疑大禹也是“神话里的动物”。他说:“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
    在中国两千年来主流正统的儒家文化中被奉为圣人、道德楷模的大禹居然被顾颉刚说成是“一条虫”,这是许多人都不能接受的。
    所以,“禹是一条虫”此语一出,顿时在中国社会尤其是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几乎遭受到全国学者们的反对和嘲笑,当年的学界名流多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谴责之声浪竟一浪高过一浪,说他既亵渎中华民族起源,又“非圣无法”,以致最后由他编写的、以此为内容的《本国史》初中教科书也遭查禁。
    顾颉刚先生因此不仅遭受太多的非议,也遭受太多的非难。
    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要职。他对顾颉刚“禹是一条虫”之论就不止一次地在演讲中揶揄挖苦,借机贬低顾颉刚的学识。他经常以“顾颉刚说,(中华民族的祖先)大禹王是一条虫呢”来博得听众一笑。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化名人之一,他在《故事新编》中写有《理水》,不仅嘲弄顾颉刚,还称他是“鸟头教授”,甚至还就顾颉刚在小时因家教及塾师管教甚严,威吓之下竟成口吃的“短处”进行挖苦:“‘这这些些都是费话,’又有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什么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直到如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仍然把这件事当作笑料来谈。但是,不管遭到怎样讥讽,顾颉刚也从来不跟这些人发生正面冲突,涵养若此,非常人可比。
    如今,关于“禹是一条虫”的这场争论时间已经过去快一个世纪了,人们的人文知识已经大为拓宽,再回过头来看那场争论,可以发现:不管顾颉刚先生的结论是否正确,总归是学术性的一家之言,他并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在炒作自己,更不是故意拿大禹开玩笑。同时,顾颉刚先生的看法并非没有依据。从神话学和图腾观念的角度来看,“禹是一条虫”的观点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文献资料的丰富和考古发掘的进行,在专家、学者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探索、研究中,顺着顾颉刚先生关于“禹是一条虫”的研究思路,继续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对“禹”的身份研究、业绩研究及其相关的文化遗迹的研究,已取得了许多成果,“禹”的身份更清晰地展现了。

    李殿元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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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章  “禹”的业绩、遗迹及疑问  /001
    一、“禹”的业绩被公认  /003
    二、大禹出生、婚娶等遗迹  /006
    三、大禹治水遗迹  /023
    四、对“禹”的业绩、遗迹的疑问  /033
    第二章  “禹”的历史记载及疑问  /041
    一、司马迁写历史起源的困惑  /043
    二、“禹”的文献资料有阙失  /047
    三、现存有关“禹”的文献资料分析  /054
    四、对“禹”历史记载的疑问  /069
    第三章  重新认识顾颉刚对“禹”的研究  /075
    一、顾颉刚与古史辨学派  /077
    二、“禹是一条虫”的启示  /083
    第四章  “禹”是一个时代群体   /087
    一、“禹”是氏族领袖称号  /089
    二、首领称号非一个人的证明  /095
    三、“禹”是一个时代群体  /100
    四、结  论  /112


    附录1  《华阳国志》记载禹羌资料解读  /117
    附录2  论“帝王世系”对历史研究的误导  /142
    附录3  关于大禹是蜀地羌人的文献梳理  /157
    附录4  论“鲧堵禹疏”的兴起与历史真实  /174
    附录5  大禹的功绩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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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李殿元,男,1951年生,编审,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文史处处长,现为四川省委宣传部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阿坝师范学院、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兼职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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