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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分类

Book classification
  1. 《蜀典》是一部分类杂抄巴蜀掌故的著作。全书分堪舆、人物、居寓、宦迹、故事、风俗、方言、器物,动植、著作、姓氏等十一类,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情况。该书取材广泛,每条先列事目,援引书史出处,间亦叙其见闻,作出论断。书中还有不少按语,也很有研究价值。本书作者对《蜀典》一书做校注整理,旁征博引、详加考订、纠谬补缺,不仅梳理了每一个条目的文献来源、其他典籍的相似记载,还纠正了张...查看更多
  2. 前  言
    一、張澍生平與《蜀典》成書
    張澍乃乾嘉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尤長於輯佚與姓氏之學[ ]。因爲留下著述甚多,學界對張澍之研究成果亦頗豐。除《清史稿·文苑傳三》爲張澍列傳外,趙儷生先生、何勇先生、孟永林先生等都對張澍生平與相關成就有概述[ ];張曉彭則著有《張澍年譜》[ ],詳考張澍之生平、著述與交游等相關問題。今以《張澍年譜》爲據,勾勒張澍在蜀地之任職情况如下。
    張澍(一七八一至一八四七),字時霖,一字伯瀹,又字壽穀,號介侯,又號介白,甘肅武威人。年僅十四,中式陝甘鄉試舉人。嘉慶四年(一七九九)成進士,年十八,虚歲十九。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二月,任四川屏山縣令。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二月,任興文縣知縣。到任後即爲《重修興文縣志》作序,且重修《屏山縣志》。同年秋,入成都辦理秋闈。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又回任屏山縣,旋亦解任。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六月,到任大足知縣,同年冬即卸任。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春,任銅梁縣令。同年秋,調入成都辦理秋闈,旋署南溪縣。八月,修成《大足縣志》。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三月底,丁父憂,解任還里。其後仕宦再未入蜀,終其一生於蜀地任職達七年之久。
    張澍長於著述,每到任一地,皆以發掘鄉邦文獻、撰著地方志書爲務,如前所叙修《屏山縣志》《大足縣志》之類。而《蜀典》一書,則擴及全蜀,不以仕履所及爲限。據張澍《蜀典》自序,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十月,卸任屏山知縣,養病兩月,遂編《蜀典》。嘉慶二十一年冬,常明、楊芳燦等主持修成《四川通志》。張澍於嘉慶二十三年秋入成都辦秋闈,遂得觀其書。因取稿本《蜀典》與嘉慶《四川通志》相照,既糾《通志》之謬,又補《蜀典》之缺[ ]。據序文署款,《蜀典》之定稿,在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二、《蜀典》之版本
    承前所叙,《蜀典》修撰過程中,嘉慶《四川通志》恰好成書。張澍因之而對稿本《蜀典》進行補充,遂成定稿,此即爲今日常見之十二卷本。但未加修訂之稿本,今日尚存。
    八卷稿本。《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著録稿本,未言卷數,藏四川省圖書館。《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著録此書八卷,且附有《張介侯先生詩抄》一卷[ ]。此稿本半葉十行,足行行二十四字,有簡易句讀。鈐有“慕氏壽祺家藏”印,天頭有大量批注,辨識難度較大。考慕壽祺(一八七四至一九四七)資料,慕氏字子介,號少堂,甘肅鎮原人[ ]。其足迹未曾入蜀,則稿本應是張澍帶回甘肅後,爲慕氏所得。稿本破損較爲嚴重,四川省圖書館於二〇一五年完成對此書之修復[ ]。由於四川省圖書館善本書庫正在整理藏書,筆者暫時未見到此稿本。
    稿本之後,有人認爲存在一個嘉慶刻本。雷玲《張澍與〈蜀典〉》云:“《蜀典》作爲個人修志,其價值就非同一般,况且清嘉慶成都存古書局印的自刻版本《蜀典》,今天已很難見到,現在存世的多爲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尊經書院刊印的重刻版本《蜀典》,更顯得彌足珍貴。”[ ]此説未言何據,頗爲可疑。據張其中《四川官書局考略》[ ],存古書局創辦於宣統己酉年(一九〇九),刻書業務僅延續至一九二一年,其後書局名存實亡;一九三一年併入四川大學出版處,僅存世十餘年時間。何來嘉慶間存古書局刻本《蜀典》?今略辨之,庶免以訛傳訛。
    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安懷堂本。目前並無證據表明嘉慶二十三年(一八一八)《蜀典》成書後即在四川刊刻,則此書最早刻本應是道光十四年安懷堂刻本。安懷堂,此名多見。但據《孤本醫籍叙録集》之《青囊輯便》叙録[ ],此安懷堂應該是自貢地區之安懷堂。聯繫到爲道光本作序之楊得質,乃張澍門人,道光十二年至十四年任富順知縣,則可以確定此安懷堂即自貢安懷堂。楊得質序文中不言何人刊刻此書,但由楊氏主持刊刻事宜之可能性很大。此本白口,單邊,單葉十行,行二十四字,單魚尾,版心刻卷次、類别及頁碼。按條目編排,條目名前空兩格,正文另起頂格排列。此本流傳較廣,以《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著録情况看,北京、上海、河北、内蒙古、吉林、河南、湖北、四川、重慶等地圖書館皆有藏本。
    光緒二年(一八七六)重刻本。光緒二年尊經書院落成後,還剩下木料若干。主事者以製地板、床案、書架之餘木,刻成光緒本《蜀典》。淩焯在重刻本序文中稱“付肄業生張孝楷校其字”。但張孝楷之校勘并不得力,改正了四十五個明顯誤字,誤改、臆改亦有十來處,并删掉了楊得質所作序文。該本一遵道光本形制,字體亦如出一轍。此版藏本亦多,詳《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
    四川省圖書館還藏有一個趙熙批注本。趙熙字堯生,號香宋,四川榮縣人。此本爲光緒刻本,但原書卷首及卷一之上有殘缺,從張澍序文至卷一之上“安上縣”條,共缺二十八頁。趙熙請榮縣余翊文抄補,但没有抄淩焯所撰序文。此本共四册,首册張澍序文下鈐“熙”字印;卷四首頁又鈐“垚山過眼”印。趙熙之批注或用墨筆,或用朱筆,或爲眉批,或爲正文旁注,偶有改正原刻本文字之處,多數則爲針對張澍之文進行補正或辯駁,有一定學術價值,但批點内容並不算多。此次整理將全部批點内容以注釋形式加以吸收,并略加考訂。
    三、《蜀典》評述
    討論《蜀典》之價值,需要先對該書性質做出判斷。有人以爲此書爲方志,如《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録》及張曉彭《張澍與清代西南史地研究》一文[ ]。我們不是很贊同這個定性。地方志涉及星野、輿圖、建置、山川、古迹、職官、選舉、人物、藝文等,一般爲官修。儘管也存在資料因襲情况,但多保存修志者采訪所得原始文獻。《蜀典》雖然也包含相關門類,却與通常意義之方志有很大區别,缺乏一些必備門類如建置、山川、選舉、藝文等。多出之姓氏類,雖也關涉科舉與人物小傳,但編排按韻而不按年代,列舉人物亦多有缺漏。這種缺漏並非因采訪不及而缺,張澍往往從嘉慶《四川通志》獲得選舉人物資料,但相關姓氏下並未將同姓人物盡數囊括。如卷一一之下“斯氏”條,據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三二收録了此姓人物近十人,但同卷還有數人,並未收録,不知何故。以至於我們常常覺得既然不一網打盡,則多收與概舉並無分别。鑑於此,我們認爲《蜀典》與《蜀故》《蜀都碎事》甚至更早的《蜀中廣記》相類,皆史部地理類雜抄著作。若《蜀典》爲方志,則《蜀故》《蜀都碎事》《蜀中廣記》皆應算作方志,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蜀典》共十二卷,其中卷一、卷一〇、卷一一各分上下,實則爲十五卷。以卷一一分上下爲姓氏類來看,卷一二仍爲姓氏類,則其分卷並不是很合理,上下卷之分别形式並不能將類目獨立開來。原書共十一類:堪輿、人物、居寓、宦迹、故事、風俗、方言、器物、動植、著作、姓氏。堪輿類,考證地名與建築,但偶有歸類不合理者,如卷一之上“楊樸”條,實當歸入動植類。人物類主要記載蜀地所出之名人;居寓類實則即方志之流寓類,但概括並不全面;宦迹相當於考察入蜀人物,但越到後文越類似於考察希姓人物;姓氏類專門考察蜀地姓氏,以較爲罕見之姓氏爲主,多羅列載籍所見人名,往往據其他方志之選舉部分著録科舉中式者。較有特色者,乃風俗、方言、著作三類。風俗與方言類,以語言文字之考據見長;著作類,則以輯佚見長,張澍重點輯録了郭舍人《爾雅注》、蜀才《易注》、譙周《法訓》等書之佚文。他如故事、器物、動植三類,則無甚新意。全書可謂無一條無來歷,其資料原創性較低。雖然多有按語,仔細尋繹之後,發現相關説法皆有前賢首倡。但這些情况並不能掩蓋全書之價值,略叙如下。
    輯佚價值。論《蜀典》之功,首推輯佚,這與趙儷生先生對張澍之評價正相吻合。在著作類,張澍主要輯録了郭舍人《爾雅注》、蜀才《易注》、揚雄《琴清音》、譙周《法訓》等著作。尤以《爾雅注》用力甚巨,他從《尚書》《詩經》《周禮》《禮記》《左傳》《論語》《爾雅》《經典釋文》《太平御覽》等衆多著作中,輯録了大量佚文,并按照《爾雅》之編排順序進行排列。儘管偶爾有編排失次之處,仍然瑕不掩瑜。繆荃孫在《〈蜀典〉跋》中補充了不少漏輯佚文,考慮到當時之書籍收集情况,張澍所做已經值得欽佩了。更何况,在輯佚過程中,他還考慮到了版本問題,會對不同書籍不同版本所引之異文加以説明,更屬可貴。
    考證價值。雜抄類著作成書快,往往難有深入考辨,張澍却在這一點做得很好。《蜀典》大量徵引嘉慶《四川通志》,但毫不諱言,糾正了《四川通志》十多處錯誤,他日若整理嘉慶《四川通志》,應當參考《蜀典》。又如卷四“陰化”條,《三國志·蜀志·鄧芝傳》於“陰化”不加專名號,或指丁厷言多浮艷,如婦人之教化綿綿不盡。張澍認爲應是人名。我們發現:《蕭氏續後漢書·音義》卷二明言“丁厷、陰化,二人姓名”,《蜀志·蔣琬傳》亦云“亮以琬爲府掾,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隸續》卷一六《黄龍甘露碑》末云“武陽令陰化”,皆可證“陰化”當爲人名,整理本《三國志》誤。這些考證,都能爲相關著作之研究提供綫索與佐證。
    補正價值。方志成書於衆手,往往有采訪不及或遺漏之處。以現存四川舊志來看,在論及職官、宦迹時,往往有缺漏。張澍在編《蜀典》時,發現了保存在《萬姓統譜》中的大量蜀地官員信息。《萬姓統譜》卷帙浩繁,一般人難以見到,今存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還多有闕文,我們以前雖然也利用該書查找人物生平,但尚未注意到其所載資料對方志之補正價值。張澍對《萬姓統譜》之徵引,不僅可以補正四川方志之闕遺,還能體現《萬姓統譜》之多向度用途。
    獨具特色之姓氏學。古者姓氏别貴賤,故魏晋六朝以至於唐宋,其學盛行。後來人物繁多,諸多姓氏著作散佚,繼踵者往往只能收集稀有姓氏,以廣軼聞,如明人楊慎《希姓録》、夏樹芳《奇姓通》之類是也。大範圍收録姓氏之書,較著名者有唐代《元和姓纂》,宋代《通志·氏族略》《古今姓氏書辯證》,明代《萬姓統譜》,清代《歷代名賢列女氏姓譜》等。在這些著作基礎上,張澍仍長期從事姓氏學研究,集合諸家長處,編成了《姓氏五書》。其中,《姓韻》多達九十九卷,而《蜀典》中姓氏類只是其姓氏學之縮影。張澍基本上按韻編排,每一姓之下先考證此姓源流;然後列舉蜀地此姓之聞人;最後根據相關方志,收録有科舉功名之士子,或有善舉、令德之鄉賢。由於張澍是北方人,他所撰姓氏書往往考察其比較熟悉之北方人物;而《蜀典》姓氏類之成果,可以看作研究南方人物和研究地理專區人物之代表。雖然目前已有不同版本之“人名大辭典”類著作,但它們對相關姓氏書之利用,仍顯不足,這也是張澍姓氏學研究待發掘之處。
    總體來説,《蜀典》脱不了史部雜抄類著作之弊端,資料創新性不够。但張澍在編纂時進行分類,加以考辨,且附以輯佚作品,這就使得《蜀典》之價值超過了同類型之《蜀都碎事》《蜀故》等書。
    四、整理簡説
    《蜀典》版本很少,我們以道光刻本爲底本,參校光緒刻本,二本皆誤則以他書參訂。在具體整理過程中,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施加標點。常人以爲古書斷句容易,誠然,對於詩、文可以根據押韻、文勢來斷;對於詞曲可以按譜來斷。但對於大量徵引文獻之書,則不敢輕易下手。所以某些學者整理古籍時,不喜歡加引號,此蓋省事耳,却不知留下多少問題。《蜀典》所收條目,幾乎都有出處,若不查考資料,往往容易出錯。如卷一一下“聊氏”條云:
    《萬姓統譜》:“漢有聊廣圍,洛下人。”《氏姓譜》:“明有聊珠。”“越嶲人,任江西瑞昌縣訓導。宸濠之亂,適知縣入覲,珠率士民力拒之,卒獲保全。”見《寧遠府志》。
    “《萬姓統譜》”,原作“《氏族略》”,誤,《通志》無相關記載,我們據《萬姓統譜》卷三〇改。後文引《氏姓譜》,又提到了《寧遠府志》,如果不查資料,不加引號,那麼,哪些話來自《歷代名賢列女氏姓譜》,哪些話來自《寧遠府志》?還是都來自《歷代名賢列女氏姓譜》,又見於《寧遠府志》?通過查考資料,我們發現,《歷代名賢列女氏姓譜》卷六二云:“聊珠,越嶲衛人,正德中任湖口縣教諭。”其説與《萬姓統譜》卷三〇相同,當即本自《萬姓統譜》。故僅將“明有聊珠”認定爲源自《氏姓譜》之引文。又查考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四八引《寧遠府志》之文,才確定其他内容來自《寧遠府志》。《蜀典》中某些姓氏之下,羅列大量人物,往往將科分、籍貫、任職等信息叠加在一起,若跟著感覺去斷句,必然犯錯。我們是逐個核查了相關文獻之後才施加標點,雖云“學識如何觀點書”,點書可能無法判斷我等之學識,但借此見出勤奮與謹慎,或非難事。
    校勘文字。《蜀典》兩個刻本均多用古字,不便於學者利用,此次整理全面改作通行繁體字。由於是雜抄著作,難免抄録時出現文字錯誤。光緒本在道光本基礎上改正了四十多個明顯誤字,但仍有諸多錯誤没能發現,遑論改正。如姓氏部分,據其他方志抄録了大量人名,往往因爲不仔細,弄錯姓名或籍貫、科分,這一類錯誤往小了説就是文字錯誤,但必須借助相關資料才敢加以訂正。所以,光緒本不能發現和改正這些錯誤,也在情理之中。既然《蜀典》幾乎無一條無來歷,校對就不能僅僅用版本對校,必須詳考資料來源,利用他校法。前面曾談及,張澍已經注意到徵引資料版本之問題,但他往往不明説所用爲何本。如卷三“孟涂莅巴訟”條:
    《山海經》:“夏后啓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注:聽其獄訟,爲之神主。巴人請訟于孟涂之所,注:令斷之也。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注:不直者則血見于衣。是請生。注:言好生也。”案,《竹書紀年》:“帝啓八歲,帝使孟涂如巴莅訟。”《路史》:“孟涂敬職而能理神,爰封于丹。”《水經注》引《山經》作“血涂”。《太平御覽》引作“孟余”,或作“孟徐”,又作“孟悆”,皆誤。一云孟涂,夏后啓之舅也。
    此處引《山海經》《竹書紀年》《路史》《太平御覽》等書,皆有不同版本。至於其“或作”“又作”之類,則直接不説出處。這就逼迫我們去查考不同版本之著作,甚至借助數據庫,海量搜索排查,張澍所謂異文究竟指何書何本。否則,張澍之考辨乃至我們之整理,皆無意義。讀者若有興趣,會看到我們所附之參考文獻,如《水經注》《山海經》等,往往有多個版本,則我等翻書之辛勞,可以想見。
    補充出處。繆荃孫在《〈蜀典〉跋》中指出:“引用古書,半皆亡佚,不著所采之處,亦屬不合。”儘管諸多雜抄類著作皆有此病,但其説實在中肯。如卷四“王叕”條、卷一二“費氏”條,兩引《姓源韻譜》。此書早佚,張澍不可能見到原書,但相關引文我們利用類書、相關索引以及全文數據庫,皆未查到有他書引用,這很不合常理。然而我們“上窮碧落下黄泉”,僅能得出“疑誤”二字,可謂勞而獲少。除引已佚著作需辨明轉引自何處,引現存著作尚需遍尋衆本,有時也僅爲覆核一個字。如《蜀典》卷一二“改氏”條,張澍言之鑿鑿稱近刊本《記事珠》誤“改”爲“段”。我們覆查此書别名《雲仙散録》之中華書局整理本,見相關條目並無校勘記。但又不敢貿然以爲整理者所見衆本皆同,於是又通過目録著作,查此書其他版本,終於查到《龍威秘書》本作“改”字,通行本多作“段”。此外,張澍引書時還多用簡稱,往往導致混淆。如姓氏類著作有《萬姓統譜》《歷代名賢列女氏姓譜》,張澍稱《姓譜》,所指究竟爲何書?《歷代名賢列女氏姓譜》多因襲《萬姓統譜》,但也有不少條目不載於《萬姓統譜》,故而碰到《姓譜》這類出處,只得兩種書都加以覆核。《蜀典》究竟有多少條目,我們没有去統計,但我們查考了每一個條目之相關來源,發現并解决了張澍抄録時遺留的問題。如卷四“槐寅”條:
    《浙江通志》:“槐寅,臨山人。萬曆中任四川都指揮。”
    “浙江通志槐寅臨山人”,原作“福建志槐寅福清人”,因襲《萬姓統譜》卷一五之誤,我們據嘉靖《浙江通志》卷五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四一、嘉靖《臨山衛志》卷三、萬曆九年《四川總志》卷三改。據諸書,此人字時夏,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中武舉,隆慶二年(一五六八)任四川都司都指揮使,非福建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萬姓統譜》原文並不言出處,張澍却稱出《福建志》,也暫未見任何福建志書記載此人。雖不敢以“妄題出處”厚誣古人,但其引《萬姓統譜》却稱出某地方志者,多不可信,讀者察之!
    又如卷一一上: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科舉人門迺路,雍正元年癸卯科舉人門迺正。
    “雍正元年癸卯科舉人”,原無,讓人誤以爲與門迺路同科也,今據雍正《四川通志》卷三六、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二八、嘉慶《内江縣志》卷三五所載科分補。又,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五四、嘉慶《内江縣志》卷三八有此人小傳。關鍵是如何發現這個錯誤?没有訣竅,只有逐個覆查張澍提到的所有人名!我們還發現了大量人名名字有誤、籍貫有誤、科分有誤、任職有誤,這些細節資料對於我們整理者來説是絶對陌生的,憑所謂專業能力根本看不出來,只有去翻書。
    糾正謬誤。俗話説:“古籍整理勤翻書,總會有發現。”此乃至言!我們逐條覆查,改正了原書大量錯誤。包括誤題出處、因人名與籍貫等錯誤導致誤收、重複收録、前後抵牾、因襲舊誤、截取失當等諸多問題。與我們所做之糾謬相比,繆荃孫指出之問題,張孝楷所校之訛誤,皆小巫耳。覽書便曉,兹不枚數。
    詳加考訂。《蜀典》包括門類衆多,引書浩繁,整理難度很大。光是詳查出處,糾正訛誤,已經耗費大量精力。但若僅限於此,又頗覺不够盡興。於是,我們對於張澍論而未詳之處多有申説。且容我舉一例以自炫,卷七“姐”條云:
    《説文》:“蜀人謂母曰姐。”案,此方言也。其字當蜀人所製。又《漢書》“彡姐”。注:“姐,音紫。”必蜀人讀“母”聲若“姊”,故云“謂母曰姐”耳。
    按,“母”與“姐”聲韻相差較遠,張澍之説缺乏語音學證據。《通雅》卷一九考證云:“江南呼母曰阿姐,皆母字之轉也。”此説亦含混,如何轉也?宋人戴侗《六書故·六書通釋》云:“凡方言往往以聲相禪,雖轉爲數音,實一字也……母,古音莫古切,又莫比切。今俗通呼莫下切。吴人莫回切,又上聲。蜀人即瓦切,淮南呼社,别立媽、姐、毑,文皆非也。”此説極有啓發性,蜀人之“姐”,與“毑”同音,同指“母”,二者應有淵源。《類篇》卷三六“母”部“毑”字注云:“子野切,姐或作毑。”更明確二者爲異體字。明人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父母稱謂”條云:“又羌人呼母曰毑,音與姐同,字又或作她。”如此則豁然開朗。《説文》所謂“蜀人謂母爲姐”者,其實是蜀地人借用了羌族人的稱呼,與“姐”音同而已,故《説文》用“姐”字代替。但“姐”又是姊妹之間幼稱長之詞,易混,故後又造“毑”字。此則用會意手段,合則爲“毑”,分則“母也”。似此之類,或可免讀者譏“校注淺薄,唯知翻書查出處”乎!
    五、致謝
    《蜀典》其實並不在我研究計劃之中,甚至這一套“巴蜀掌故五種校注”也是黄慶斌兄“塞”給我的。當時我只想出版《蜀都碎事校注》,黄兄以爲單出一種,影響力不大。於是鼓勵我將其他幾種類似著作一起整理,并申報四川省二〇一七年重點出版規劃項目。我一直研究《蜀中廣記》,對明清蜀中掌故雜抄著作比較瞭解,遂將《益部談資》《蜀都雜抄》《蜀都碎事》《蜀故》《蜀典》一起整理。原本各書交由朋友分司整理,但鄙人忝爲主編,又不好甩手不管,所以五種著作我都詳細審過。《蜀典》由同事鄧幫云整理,但他教學工作比較繁忙,只對底本做了標點和基本注釋。我又全面參校光緒本,詳加注釋,覆核稿本,覆查引文并編制參考書目。
    信筆至此,整個叢書之整理計劃,基本完成。回想從二〇一五年著手申報項目,到立項,到一本一本整理、定稿,一晃四年就過去了。我從不戴眼鏡到戴上眼鏡,從身體亞健康到腰肌勞損,想想就感慨不已。古籍整理是苦活兒,整理這類雜抄著作,更是又苦又累!感謝靳雅婷、崔凱、陳鴻亮、倪亮、鄧幫云諸位朋友,你們爲整個叢書之整理做出了重要貢獻!感謝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諸位編輯,你們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保證了書籍之順利出版!感謝李恕豪老師、中華書局編輯魯明先生、四川省圖書館付玉貞女士提供的學術支持!感謝于先偉兄揮賜墨寶,爲叢書題寫書名!最後,隆重感謝我的家人,老父親與岳父、岳母操持家務、買菜做飯,才能讓我一天能安静坐在電腦前;妻子艾茂莉既要工作又要照顧我們的兒子,偶爾還要被我派去外地查閲資料;小家伙總是很乖,習慣了在我身邊自得其樂,常常跑過來説“爸爸,我喜歡你”……感謝這美好的一切!
    當然,還是謙虚一下,如果有讀者能關注這一套書,并匡我不逮,誠載籍之福、文化之幸!尚祈不吝賜正!


    桃杏軒主人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日凌晨  識於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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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蜀典序 1
    蜀典序 5
    光緒重刻本序 7
    卷一上 8
    堪輿類 8
    卷一下 36
    堪輿類 36
    卷  二 53
    人物類 53
    卷  三 83
    居寓類 83
    卷  四 98
    宦迹類 98
    卷  五 133
    故事類 133
    卷  六 158
    風俗類 158
    卷  七 176
    方言類 176
    卷  八 207
    器物類 207
    卷  九 235
    動植類 235
    卷十上 266
    著作類 266
    卷十下 301
    著作類 301
    卷十一上 319
    姓氏類 319
    卷十一下 358
    姓氏類 358
    卷十二 400
    姓氏類 400
    附録  《蜀典》跋 457
    《蜀典校注》引書目録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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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张澍(1781—1847),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学术大师,字百瀹,凉州武威县(今武威市凉州区)人;著有《养素堂文集》《养素堂诗集》《蜀典》等;王斌,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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