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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分类

Book classification
  1. 本书是一部比较文学领域关于现代文学两篇巨著的研究著作。第一部分为“引论”,重在概论本文研究围绕“民族生命本体的现代重构”这一基点与主旨的宏观格局与具体步骤。第二部分主要论述《野草》与《烛虚》的标志性,即二者之于鲁迅、沈从文乃至民族生命本体现代重构的独特存在。第三部分主要论述《野草》与《烛虚》中的“我”,即民族现代生存之“有”一极。第四部分主要论述《野草》与《烛虚》中的“人”,即民族现代生存之“无”...查看更多
  2. 面对人类世界的总体性现代转型,近现代以来深处救亡图存危机的中华民族该如何重构崭新的生命本体以振疲起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为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学于此担负着重要使命。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也就意味着文学对于生命守望的顶层体现于其哲学维度。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中国现代文学于此做出了怎样的探求,达到了怎样的哲学高度?这正是本书研究针对的问题。为此,研究者在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基础上选择了一个具体的切入口:《野草》与《烛虚》比较研究。通读这部三十余万字的著作,真切感受到研究者凿壁穿隧的用力,干净周致的比较研究让问题逐渐敞亮开来,向人展示出如下学术图景。
    鲁迅以“立人”为其文学创作的贯穿性支点,沈从文以“重造生命”为其文学创作的贯穿性支点,正是各自对于“中国问题”的深彻把握。自从鲁迅痛感“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的时候起,发露民族的劣根,重构善美刚健的民族生命本体,便成为他终生一以贯之的生命实践。生命应该有个怎样合理的安排是沈从文一生不懈的探求,他要在“一切经典所建议的抽象原则,已失去其应有尊严作用,而显得腐霉败坏时”重造经典,以此筑造供奉“人性”的神庙,重构“生命”信仰。正是立足历史转折处“归一”于民族生命本体的现代重构,二者才以各自殊异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标志性的存在。
    痛感近现代民族生存危机,以五四为契机,鲁迅首先以传统主流文化中心区域生存方式的缩影——“鲁镇”为基点来观照民族现实生存。《呐喊》《彷徨》借狂人之口道出“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民族生存史。鲁迅的深刻在于他所思考的是为什么在这部民族生存史之中这些“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被吃者也会去“吃人”。也就是说,吃人者与被吃者除去外在社会结构上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之外,二者在人之本体根性上并无差异,这正是《狂人日记》等作品揭示的民族“四千年吃人履历”的历史同一性根源。在以时间性的纵向历史眼光对整个民族生存史进行回溯中,鲁迅以专制主义与人的存在这一人类生存从古到今所面临的痼疾为视角,发露出维系这一社会历史结构的以家族制度与礼教为表现形式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仁义道德”之下的“吃人”面目,呈示出奴隶时代循环的历史同一性,进而揭示出最根柢的“中国问题”,即“人丧其我”“本根剥尽”。
    “鲁镇世界”正是本根“无我”的民族生存范本,这里的“我”实质是人之为人尊严、独立、个性、自由的“自性”。《阿Q正传》最具代表性的原因正在于此,阿Q实则是鲁迅于本根无我的民族生存史中以“鲁镇世界”为范本提炼出的典型文学形象,“精神胜利法”凸显出民族善美刚健生命本体的缺失。他的创作是“中华民族中以家族制度与礼教为中心的主流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中心区域的生存方式最集中、最深刻、最典型的显示”。这也是《呐喊》《彷徨》采用以现实主义为主要文学手法的原因,因为现实主义于此凸显出了以形象的现实性、具体性来感染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效用。既然最根柢的“中国问题”是本根无我,针对性重构民族生命的途径当然是“朕归于我”。
    在《呐喊》《彷徨》外在形象描摹民族生存人之非在诸相,内在揭示民族生命本体缺失的基础上,由“五四”呐喊而入彷徨于无地的鲁迅于运交华盖之中更加痛切、更加焦灼地感到“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没有法”的他最终将潜隐在作品深处、借助作品人物说话的最本己之“我”凸浮而出,他要以自身最本己的存在言说“我”的“全部人生哲学”,一种超越现实诸相、“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的终极性言说。他所言说的正是他自己据以行动的内在隐秘言语,其“朕归于我”的全部人生哲学就见之于作为此我的“野草”之在,这便是《野草》。
    这样,“我”“野草”便成为象征性的生命符号,一种与庸众截然对立的人格样态的象征,示现出善美刚健的生命本体。相应地,文学创作的方法也由《呐喊》《彷徨》以现实主义为主转向《野草》以象征主义为主,因为象征主义所具有的暗示性艺术效用更易于表现难以言说的形而上质。因此,《野草》实则是以《呐喊》《彷徨》为基生命蓄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野草”式的此我之在所呈示的“鲁迅的全部人生哲学”实则是“朕归于我”的生命本体与人格样态如何成为实在的本体论与生存论,一种以最本己之“我”示现的方式对最根柢“中国问题”的解答,并沿此标示出“惟此自性,即造物主”的终极归向。“自性”的澄明,以“野草”式人格样态对于“我”之“自性”的践履亲证,一方面凸显出鲁迅之为鲁迅的特质,另一方面凸显出他“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民族生命本体重构。因此,《野草》最本质的意义是鲁迅立足民族生命本体的根性观照与重构这一最根柢的“中国问题”,以“野草”式的此在之“我”为贯穿性生命符号向旱干沙漠般的社会示现“朕归于我”这一“立之为极”的人格样态。
    相对于上述鲁迅以根脉所系的“鲁镇”这一中国主流文化中心区域生存方式的范本为基点来观照民族现实生存,沈从文则是以根脉所系的“湘西”这一“主流文化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边缘文化区域生存方式的缩影”为基点来观照民族现实生存的。较之于鲁迅以时间性的纵向历史眼光立足“鲁镇世界”回溯整个民族生存史,沈从文则以空间性的横向历史眼光将这方相对封闭、保守的“湘西世界”与时代文明中心区域的都市世界进行相互参照,由此呈示出人类生活世界总体性现代转型中最根柢“中国问题”的另一个侧面,即在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社会历史第二次大变动这一“神之解体”时代,社会历史发展与人之存在表现出极度的二律背反,民族生命在“禁律”与“金钱”之下表现出极度的扭曲与沉沦,在“实际主义”中表现出浓厚动物性,无不显示出对于“自然”的违反,因本体“神性”的缺失,整个时代民族生命新陈代谢毫无意义。针对这一最根柢的“中国问题”,沈从文提出了“神在生命本体中”这一最基本、最核心的重构民族生命本体的哲学命题,并沿此标示出“生命具神性”的终极归向。“神性”的澄明,以最本己之“我”对于“生命具神性”人格样态的践履亲证,同样显示出沈从文之为沈从文的特质与他独特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民族生命本体重构。
    当“五四”所开启的重构民族生命的历史之维走过二十周年的时候,立身于以《边城》《长河》为代表的湘西系列创作的坚实人生基础上,正如鲁迅由《呐喊》《彷徨》而入《野草》,沈从文则由《边城》《长河》而入《烛虚》。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以最本己之“我”为贯穿性生命符号示现“立之为极”人格样态的《烛虚》等系列抽象创作实则为湘西题材系列创作这一坚实的金字塔基与塔身构筑了一个标示性的塔尖,是继“曲谱边城”之后进一步“独照虚空”的哲学提升,是“人性”向“神性”的进一步提升,那启明生命的金星“长庚”就闪耀于这金字塔的塔尖,鲜明标示出“生命具神性”的人生哲学取向。
    上述鲁迅与沈从文分别以“自性”与“神性”为根本识别性的民族生命本体现代重构绝不是二人于历史转折处的权宜之计,而是二者立身当时的生存环境对最根柢的“中国问题”具有人之守望终极性与前瞻性的应对。“个人的发见”是“五四”开启的历史之维,沿此鲁迅以鲜明的现代个体生命意识对于民族心理奴性的抗拒仍不能说是“过去”,继续以“自性”为人生哲学取向建构尊严、独立、个性、自由的民族生命本体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因为要实现鲁迅所言的那种“人各有己”的“群之大觉”,马克思、恩格斯所取向的那种“人人各个有己”的“联合体”,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神之解体到科学发展,我们在技术体系现代化构建上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沈从文所关注的那种“所得于物虽不少,所得于己实不多”的情势却依然突出,“惟实惟利”“有形无形市侩化”的“实际主义”人性沉沦依然严峻。显然,人的生存并没有伴随着技术体系的高速现代化而一路欢歌。沈从文以恢复对自然倾心的本性为基点,以“神性”为人生哲学取向建构至圣至美的民族生命本体同样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因为要实现沈从文所希图的人性重返自然,马克思、恩格斯所取向的“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我们同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鲁迅由《呐喊》《彷徨》而入《野草》,沈从文由《边城》《长河》而入《烛虚》,二人以对“朕归于我”与“神在生命本体中”的哲学命题的践履亲证向我们发出了超越时空的昭示。这种以最本己之“我”出场澄明“人”之性体的昭示正表明二人绝不是信条的营造者或教义的炮制者,他们呈献给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生存的是一种崭新而鲜活的精神与人格样态,最终的目的是要为民族生命示现真正占有人的本质的根性,示现这种根性所引发的自我心灵运动,示现这种心灵运动所达至的生命极致状态。个体自由自律趋向于这种生命极致状态的过程就是人在形而下现实生存中对自我生命本体的形而上澄明,就是对“自性”与“神性”的真正占有,就是对“人”之本然之道的彻底回归,就是对生命的无限超越,而这正是二人之于民族生命现代重构这一最根柢“中国问题”的核心要义。
    这部著作呈现的上述学术图景学理坚实、内涵丰富。尤为难得的是,研究者绵密的学术思维,一方面不沉湎于琐屑,显示出“史”的视野,彰显出广远之势,另一方面不流于空泛,着力于文本细读,发掘于精微之处。
    麓山毓秀,精勤以求。在探求者相对稀少的中国现代文学哲学维度上,相信这部颇具学力的著作会带给你别样的景致。

    凌宇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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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  论  民族生命本体的现代重构 001
    第一章 “我”的存在即是“人”的拯救
    ——《野草》与《烛虚》的标志性 009
    第一节 “自救”与“他救” 010
    第二节  尖锐化的生存对立 032
    ※  “我”与“人” 044
    第二章  朝向现代生存的践履亲证
    ——《野草》与《烛虚》中的“我” 047
    第一节 “五四”与“我” 051
    第二节 “我”的确证 088
    第三节  燃烧自我的快慰 114
    ※   “我”  127
    第三章  难见“真的人”
    ——《野草》与《烛虚》中的“人” 130
    第一节 “奴才”与“阉寺性的人” 133
    第二节 “看客”与“莫名其妙的人” 147
    第三节 “聪明人”与“知识阶级” 164
    ※  “人” 181
    第四章  在自身中看见神
    ——《野草》与《烛虚》的生命哲学 184
    第一节 “奴隶时代的循环”与“神之解体” 187
    第二节 “朕归于我” 215
    第三节  神在生命本体中 257
    第四节 “自性”与“神性” 298
    ※   人之为人的应对 317
    第五章  启人生之閟机
    ——《野草》与《烛虚》的艺术形态 322
    第一节  地域色彩的消解 326
    第二节 “坟”与“百合” 341
    第三节 “独语”的现代性生命启蒙 373
    ※  “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 391
    结  语  鲁迅、沈从文与“中国问题” 395
    参考文献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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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陈彩林,中共党员,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后经历,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发表学术论文18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主持和参与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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